日前，我的老朋友、原欧盟驻华大使杜侠都先生从巴黎打电话来告知，阿兰·佩雷菲特先生逝世了，我不免伤感起来，与佩雷菲特交往的一幕幕又在脑海中浮现了出来。
佩雷菲特先生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友好情怀，经常在法国的《费加罗报》上发表文章谈论中国的变化，是法国公众熟悉的“中国专家”之一。我本人曾多次单独采访过他。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前夕，我还约他，让他谈谈他目睹的新中国50年之变迁，谈谈当年法国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前前后后，因为他在中法建交时是政府的新闻部长，属于坚决支持要立即与中国全面建立外交关系的那一派。作为当事人，他的见证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
佩雷非特先生在当代法国算得上一个非凡的人物。他毕业于法国著名的高等师范学院和国家行政管理学院，他曾8次出任政府部长，先后当过新闻、政府改革与计划、文化与环境、司法等部长，是法国第五共和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部长。他从1969年起连续当选为法国的国民议会议员，后来又当选为参议院议员，是个深得选民信任的政治家。佩雷菲特先生不仅是个成功的政治家，也是个成功的学者。他在从政的同时一直在学术上孜孜不倦地耕耘，他一生共写了二十多部著作，其中《法国病》和《当中国觉醒之时》刚刚出版就洛阳纸贵，被一抢而空，反复再版，印数达几百万册。由于他突出的学术贡献，他先后当选为法兰西文学院院士和道德及政治科学院院士。在法国，得到一个院士的头衔已经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学术权威”，佩雷菲特先生一人独占两个头衔，其学术地位可见一斑。然而，他仍不满足。用现代时髦的话来说，他是个“终身学习的典范”。人到老年，他又开始研究经济学。他研究了大量古典经济学的著作，认为他们都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信心”。于是，他着手研究这一问题，写出了一部500多页的经济学著作《信任社会》，阐述了信心这一非物质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为了检验他的观点，他把这本书当作国家博士论文来答辩，让法国最著名的那些经济学家当评委来评判他的研究成果。那些经济学界的权威们认为，他的这本著作是对经济学界的重大贡献，因为他在“传统的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给人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地位”。
佩雷菲特先生被法国新闻界喻为一生有两大癖好：戴高乐将军与中国。他从政后一直跟随在戴高尔将军左右，后来又成为法国“戴派政党”的领导人之一。晚年，他写了许多有关戴高乐将军的回忆录。另外，从70年代初第一次访问中国起，他一直对中国情有独钟，多次访问中国，先后写了4本有关中国的书，其中《当中国觉醒之时》和《中国已经觉醒》都属于法国最畅销的书。佩雷菲特在谈论中国时，一方面非常重视历史史料，另一方面非常重视中国人自己的看法。他的可贵之处是从不人云亦云，不像许多西方舆论界的评论家那样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事，而是设身处地地替中国人想。在中国最困难时，他始终能坚持自己的看法，对中国的前途持非常乐观的态度。杜侠都大使在电话里对我说：“应该说，是佩雷菲特让法国人了解了中国，让中国变得不那么遥远了。”我感到，随着佩雷菲特的去世，中国失去了一位好朋友，而法国则失去了一位敢于客观公正地维护中国形象的有影响力的评论家。
佩雷菲特去世后，法国政坛左右翼领导人都对他表示哀悼，连他的政敌也都对他的人格深表敬意。希拉克总统在悼词中盛赞这位“伟大的记者、教育家、天才的作家、杰出的部长、严格的政治家”，称赞他为国家、思想、当代历史与历史的反思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佩雷菲特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愿他追求的精神能在法国的舆论界与学术界保持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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